处理这件事呢？”翁书记问。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赶到城关镇派出所时，克思曼先生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周围的人对他‘谄媚’地笑。一夜之间，克思曼先生由原来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又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
“这算不算‘黑色幽默’啊？”翁书记问。
我说：“我不知道算不算‘黑色幽默’？但派出所的确很不像话。当时的情况是，克思曼先生哇哇叫着，他气愤地掀开衣服，露出上身，皮带抽打的痕迹清晰可见，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块紫一块。说良心话，干警下手实在狠了点。”
“后来的情况怎么样？”翁书记问。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就是安抚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签字‘大业’。他们一行将克思曼先生接到宾馆，不停地陪着小心，说这绝对是误会，说一定严肃处理打人的事。”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很细心，还打电话让卫生局长带医务人员给克思曼先生检查身体，上药敷药。但克思曼先生不为所动，说马上要离开月光县，离开中国，他们苦苦挽留未果。”
“这么说，这件事就这么黄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的，是黄了。强扭的瓜不甜啊，他们只好请克思曼先生做两件事。一是相信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回国后一定不要将此事讲出来，特别是不能对新闻媒体讲，否则，就会在西方掀起大波，酿成中德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给我国带来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
我说：“二是中国人历来好讲面子，讲形象，讲虚荣心。今天的签字仪式已经安排好，无故取消就会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请他务必坚持出席一下，签下协议，为了不使协议生效，产生法律后果，可将原来的正式协议改为意向性协议。”
“克思曼先生按照你们的意思办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毕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难以启齿的地方，毕竟他们朝夕相处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些情面。克思曼先生勉强同意了，意向性协议签定后，他们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了机场。”
我说：“带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满腔热情，执着来华投资的克思曼先生，就这样带着满身的伤痕，带着遗憾，带着抹不掉的记忆，伤感地离开了月光县，离开了中国。”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说，他相信，克思曼先生身体痛，心里更痛。飞机从二任县委书记的头上呼啸而过，他眼望长空，极度失望，极度伤痛，极度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