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通过，不停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有人一声喊打，众人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先生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五四”运动后，学生会要求学校给予其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先生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梁先生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由此可见梁先生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的人，他向往朴实简单的生活，讨厌尔虞我诈的政治。
他与周先生的论战源于1927年11月，梁先生应《复旦旬刊》之请，在该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梁先生认为，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当时，景仰卢梭的周先生刚从花城来到沪市，对梁先生一文极为不满。一个月后，他在语丝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梁先生的观点进行驳斥。
在周先生发文驳斥其观点后，作为文学界后辈的梁先生秋毅然提笔应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从此以后周先生和梁先生结了怨仇，左联的作家们开始高举大旗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将之冠以“资本家的走狗”的称号。
周先生的逝世，结论了两人之间这场八年的论战，为了避祸，也为了远离日益狰狞的日寇，梁先生从张伯苓手中接过了一封介绍信，经过张校长的劝解，决定全家前往山城，追寻张校长口中的桃源，只期望在乱世中能有一处安身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