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逐渐消退的蝉鸣声，广州城内的日子还在一天接一天的如流水而过；只是在城邑和街市里接二连三的战火所留下的伤痛和疤痕，可不是那么容易消退的。
虽然已经以工代振的雇请城中贫民和失业者，逐一清洗了血染的街道而拆除清理了那些废墟，并且重新疏通了水源和沟渠，建立起隔离带和防区取来；但是白日里依旧可以市场看到家家戴孝，而夜里也不乏户户哭声连片的动静。
光是这两天一夜的动乱，就几乎让广州外郭三城损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还是颇有资产的那部分；更不用说在四处抢劫破坏和烈火当中化为灰烬的诸多财富和产业。
唯一比较让人庆幸的是，作为外来商旅会集的港市和码头部分，没有受到怎么样的波及，而依旧可以继续保持大部分的功能和作用。这样至少就保持了外向经济上的新鲜来源补充，和日后最基本循环造血能力了。
作为后续安抚和收拢人心的必然手段，周淮安也再度废除了留守司名下，重新逐渐增设起来那些名目颇多的征收和催科；只保留了最基本的丁课（人头税）、户等（税）和市陌钱（工商管理费）三大项；
反正广州作为南方屈指可数的通商口岸和海贸大埠，主要进项和收益的大头，还是集中在对舶来货物的作价抽成和契金（交易税），以及亲自组织和参与的大宗进出口和海外贸易活动当中。
唯一例外的就是在义军治下，广蓄奴婢者亦要被课以重税；数量越多则征收的起点越高。这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变相释放和争夺这些被隐匿起来的人力资源的中长期政策；
当然了，为了让这些脑满肠肥的“青蛙们”，依旧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和不至于合理起来反弹；周淮安又在其中开了一个口子；课税和罚没的对象暂时仅限于土生的唐人或是归化人后代而已。至于那些外番土奴什么的自然不在此限而多多益善。
这样也是逼迫这些“大青蛙们”努力寻找出路，而想办法获得更多外来番奴的来源，以逐步取代和替换到那些沦落为贱籍的本土唐人。
而这些被开释出来的本土奴婢，除了部分依旧眷恋主家而改易成雇工文契之外，其他的只要接受了义军的帮助和安置，很容易就变成义军政权潜在的新增劳力资源和兵役基础。
至少作为一个被“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恶心过的现代伪民族主义者，周淮安还没有那么多闲情和心思去关爱，那些不能为自己治下创造一丝价值的外夷土蛮权益。
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