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对于夏允彝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只有极少数士绅选择了上书朝廷，指责夏允彝在地方实施乱政。
然而不幸的是，1638年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又是一个干旱少雨之年。这不仅是连续第二年北方大面积的旱情，旱情最厉害的地方也从山西转移到了河南地区，特别是河南府。
虽说朝廷大力发展南北海运，并修建了两纵一横的铁路后，确保北方运河水位的政治任务算是渐渐结束了。但是黄河的水量依旧难以满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耕作，就算是紧邻黄河的河南府也不例外。
为了抗旱抗灾，只能大面积的打井，利用地下水来解决灌溉和人畜问题。黄河里面虽然水量减少了，但紧邻黄河地区的地下水却远比其他地区丰富的多。而这种大面积的打井，显然不是个人能够负担的，只能依靠官府动员起各县的人力和资源进行会战。
到了这个时候，谁敢跳出来反对士绅一体纳粮服役的，甚至不用官府出手，本乡本土的乡亲就已经堵在村口骂街了。因此河南府士绅那点不协调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特别是在六月时从陕西、山西逃荒而来的零星流民，更是让河南府官民努力自救了起来。番薯和玉米已经成为了北方的救荒之宝，而煤矿资源丰富的河南府，也在牛金星组织士绅捐款下，从京城购买了数十台蒸汽机用于抽水灌溉。
当然，河南府士绅因为灾荒的影响闭嘴了，但是南方那些没受灾的士绅们，对于河南府实施的地方性政策就感到深恶痛绝了，他们不仅大肆批判士绅一体纳粮及摊丁入亩这些政策是恶政，甚至将夏允彝、牛金星等人比作了四凶，认为正是朝廷任用了这些颠倒纲常的恶人，才会使得上天连续降下灾祸。
这些南方士绅官僚批判了夏允彝、牛金星等人数月而不见朝廷有动静之后，就开始瞄准了内阁首辅钱谦益发难，说这位首辅上任之后就连年北旱南涝，现在还包庇夏允彝、牛金星这些奸人，实在是德不配位，应当主动求去才对。
钱谦益显然没崇祯心态这么良好，被南方几份士绅办理的报刊骂的焦头烂额之后，他不得不拿着这些报纸前去皇帝这里请罪，并想要借此探一探皇帝的口风，看看皇帝对于夏允彝、牛金星这些年轻官员在河南搞的事是什么态度。
朱由检拿着钱谦益送来的报纸翻看了几眼，便笑着说道：“不过是一些嗡嗡乱叫的苍蝇，连骂人的语句都是些陈词滥调，先生何必在意。
呵呵，他们还将你比作严嵩，朕看，先生还是不及严嵩的。先生拿着这样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