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个这些问题。卢梭认为原始孤立的野蛮人，他想行恶和行善，没有对象，无从做起。应该是一个中性的人。而一旦结成了团体，有了相互依赖，就有了相互利用。强壮的发挥体力的优势，体弱的发挥智力优势，体力智力都不怎么样的就在最底层。不平等就产生了，不平等的基础就形成了。他还指出，这种不平等及其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地被强化。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制度，在于制度设计的出发点错了。云铮在大学所学到的法律，应该说是历史上法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受西方近代的立法思想影响更大一些。西方的立法思想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基础，就是人性本恶。这一点与中国有区别。中国的立法思想和制度设计，还是受到“人性本善”的“潜意识”的支配，认为无凭无椐就主动去怀疑一个人品质不好，是不道德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一个正人君子不应该做的。因而，即使学习借鉴了西方立法思想和制度设计上的一些东西，做起来也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一样。可想而知，这样一种心态立出来的法、设计出来的制度，其漏洞之多了。对人性的认识不够充分，对立法和制度设计出发点，就是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要假定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利用制度漏洞和钻法律空子的认识不到位。一个人不管是官还是民，不管是立法者还是执法者和违法者，不管是官大还是官小，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商场、赛场，都是法律、制度要防范的对象。
然而云少帅虽然雄心颇大，可惜权力有限，他没本事对大魏朝的“宪法”《大魏律》唧唧歪歪，他更没有资格去质疑孔圣人的理论。他太清楚自己的分量了，别看他现在才名动天下，他自己并不在乎这些，因为在他看来这都是虚的。传统的力量太强大，绝对不是他这个还没上位的预备大帅能撼动的。所以他顶多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进行一些小幅度的改变或者说实验。
鹰扬卫，就是他实验的对象。这批人原本就有比较好的服从性，也受到过一些挤出的军事训练，加上这个时代的人那普遍拥有的质朴，云铮觉得应该有比较大的可能将大秦那深入骨髓的傲然，大唐那植根血液的博大，和普鲁士军队那种几乎天生的严谨和服从融合在一起。这其中大概需要三个东西，一是荣誉，二是奖励，三是制度。前面两者一是精神需求，一是物质需求，而这两者都应该被制度所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当一个制度形成，然后历经多年成为传统，那么云铮的想法才算成功。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