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的遗愿，她希望她的孩子在5岁以后能够回到大陆他父亲的身边接受教育，所以我们把孩子送回来了。”香港社会福利属的官员解释着。当年接受香港难民的时候，难民署就担任了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但是这样的遗嘱他们还是第一吃碰上。考虑到《联合公报》已经签署，社会福利署决定执行这个遗嘱。
“有这样的事？他父亲是什么人？”凌部长也头疼了。这种情况恐怕还真没什么地方碰上过。好好的香港不呆，要会大陆接受教育？他拿过武红缨留下的遗嘱仔细看了一遍。
凌部长没有想到，武红缨跟姐姐从小就在中国留学，在她看来，中国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是非常高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她希望孩子能回到中国接受教育。
武红缨在遗嘱上详细记录了包玉麟的身份和他的家庭地址。这些材料都是武红缨从包玉麟的档案里找出来的。香港社会福利属的官员之前已经去过军区，得到的回答是包玉麟已经退伍回原籍了，所以他们找了过来。民政部门一看是跟香港人打交道，直接就推给了统战部。
这下，凌部长为难了。毕竟这样的事还没有先例，该怎么处理，他也很为难，可是有一点，如果是真的（他相信不会假），怎么都得让别人一家团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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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有退伍兵这样一条信息，于是，县武装部的吕部长被找了来。
吕部长一听说是有关包玉麟的事，当然记忆犹新。这几年，他每年都要接待几批来找包玉麟的人，几乎都是当年河内战俘营的战俘，很多时候，这些人根本不好意思去见包玉凤和她的妈妈，只是委托吕部长将他们的一些心意转交给包玉麟的妈妈。现在一说起包玉麟的事，吕部长当然清楚。
“包玉麟的事情我知道，他是一等功臣，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他被俘过，在战俘营，为了掩护战友脱逃，他不幸再次被俘。回国后，由于一时间没有查清楚情况，包玉麟同志受了很多委屈。后来在1981年，包玉麟同志失踪。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但是他的姐姐包玉凤现在在我们县委秘书科工作。”吕部长如数家珍般的说出了这些。
“上帝，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圣婴孤儿院的嬷嬷划着十字，本着天主教的教义，孩子是应该在亲人身边长大的。
“请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见一下包玉麟的姐姐？如果她愿意收养并教育武思国，我们希望孩子能留在他的近亲属身边。”嬷嬷说出这番话以后，想了一下：“当然，如果包玉麟的姐姐不愿意，我们会带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