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皮毛织物，借着这几年云南经济的东风，富商家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通过铁路公路和自己常年经营出的商业网，他从各个犄角旮旯里收集毛皮，和各种毛料。又将羊毛、牦牛毛等牧产品交由一些小型纺织厂制作成工业品，接着自己的商铺继续贩卖这些毛布料。这商人显然是经济史上的那种包买商，从农村中收集原料交给手工作坊加工，收购产品出售。最后这类商人侵入工业成为工业资本，或者退入商业成为纯粹的商业资本。这是一种中间过渡形体的资本形式，在欧洲16、7世纪很普遍。
而此时这种形态显然是适宜云南刚刚起步的产业发展的，大量的小工业没有资本，需要这些商人提供订单和预付款，而农村需要商人的网络，因此富商的生意做的风生水起，跟外资有竞争之力。
日本浪人供职的洋行正是一家经营毛料产业的洋行，因此富商跟日本洋行是有竞争关系的，而两家的冲突就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是不是日本人故意找茬，报纸继续深挖，还真发现了猫腻，这家日本洋行还真的很不干净，之前已经通过不合法的各种方式，打击收购了不少云南商铺了，因此不用讲求真凭实据的报纸，很快就给这次事件定性为恶意的商业竞争，是日本人的阴谋了。
这样以来，日本人重新审理此案之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关注。
司法部门不得不进行重新调查，以定性此案是不是牵扯到恶意竞争，案件审理反而推后了。
张澈头很大，这事件原本不算什么大事，云南百姓跟洋人的冲突每年都有十几起，严重的也不算多，可是没想到这次小事件引发了连锁的反映，张澈能怪谁，怪报纸吗，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言论自由，怪赵泽勇吗，碰到那种事件显然赵泽勇的处理方式也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治外法权，还是满清留下的烂摊子啊。满清官府可以靠着压迫百姓平息事件，可是张澈可是立志于建立一个民主现代政府的，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民众跟自己的政府站在对立面，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观点是他一个根本的认知。
“这件事交给我吧。”
赵泽勇对这种事没有处理的方法，他倾向于对列强强硬，宣布废除治外法权，赵泽勇认为这种事情不通过强硬是办不到的。张彻则倾向于谈判收回治外法权，张彻认为通过谈判商议来处理国际事物才是现代文明外交的方式方法。但是显然两人的方法，此时都行不通，赵泽勇那种必须等自己实力强大到了足够威慑列强的时候才可能实现，而张彻的方法则费时费力也未必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