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世人所称的“何梅协定”。然而，日本并未就此终止他的势力渗透，依然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国民党中央对日本步步妥协退让，不但约束中央军不得与日军发生冲突，而且将张学良的20万东北军调往陕北剿共。这引起了主张抗日人士的极大愤慨，纷纷站出来表示抗议，要求中央政府停止内战，对日宣战。看到全国舆论走向对蒋介石主导的中央政府不利，有些地方军阀势力以为有机可趁，对中央大权的觊觎之心顿时活泛了起来，紧锣密鼓地组织起反蒋阵线，策划倒蒋行动。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病死，白崇禧由广西来到广州吊丧。“胡公不幸辞世。望陈兄节哀，万不可忧愁消沉，广东诸事还得陈兄料理。”白崇禧似乎很关怀地说道。其实他当然知道陈济棠愁眉苦脸的不是因为胡汉民之死，而是因为蒋介石对他逼迫得越发紧了，中央地势力已经逐渐伸进广东。陈济棠愁眉不展，说道：“这里没有什么外人，白兄就不要说那些场面话了。我可不认为人称‘小诸葛’的白兄会看不出我为什么事发愁。”蒋介石借胡汉民之死向他提出了五条建议：第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第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第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第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很明显。这五条压根就不是什么建议，而是削权命令。这样的命令，陈济棠当然是不会服从的，但是又担心中央军会对自己下手，所以终日愁眉不展。白崇禧微微一笑，说道：“别人想要把刀架到了你的脖子上，其实也没什么好愁的，难道陈兄你手里没有刀吗？如果陈兄担心自己手里地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