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端的《悟真篇后序》也说：人“皆缘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则有患，若无其身，患从何来?”因此，全真道的“内丹”修炼就是要把人的“骨肉耗尽”，认为只有损凡形才能成仙质。显然，这些反映了全真道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俗社会的各种联系。”
碧玉簪说：“但这样的主张自然会遇到来自世俗社会的强大压力。实质上，早在东晋时代，道教的一些“出世”主张就使世俗统治者不满。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皆避世而居，入山隐匿，统治者就无人可治了。葛洪就曾经对“隐遁之士，则为不臣”的指责进行过辩解，说：“何谓其然乎！……‘率土之滨，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道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这种辩解显然是力图协调仙道与人道的矛盾。但“金丹派”在教义及修炼方法上皆有出世主义和自行修炼特征，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
那种隐遁山林，不问尘世是非善恶的修道思想受到广泛批评。这种由出世到入世修炼方法的改变，实际上是对修仙者尽“人道”，为世俗中人作出道德表率提出了要求。”
翾楚说：“原来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思想就挺好，大家都不问世事，那神仙都不管，谁来做榜样呢！”
钟离权笑道：“宋元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意识逐渐在社会中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此时民众对道教的需求是一种实际的需求，即希望他们信仰的神灵能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解忧排难的作用。这种信仰心理不仅促生了许多与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新”偶像，同时也对道教信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道教必须将传统的“修仙”观念与广大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因此，南宋以后崛起的以全真派为代表的各种道教派别，大都在修道观念中强调“内修”与“外用”的统一，竭力在“澄心去欲”的“出世”要求与“外积功德”的“入世”精神间获得一种平衡。”
翾楚说：“那，那些画符的道士不入世也无法生存呀？”
碧玉簪笑道：“符箓派道士本来就混于市尘，与世俗社会联系较为密切。就是那些以单修独炼为特征，有较严格的出家制度的“内丹”道派，如全真道，也面临宗教内部强大的“入世”压力及各种社会压力，最后适应于“潮流”。”
钟离权笑道：“全真道本来有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