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去审视每一条线索。”
孙立恩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真要说起来，张教授的说法，其实比孙立恩自己的看法更加广博一些。并不是每一个医生都能和孙立恩一样，拥有这么缜密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可是被吴友谦老师和老东西的训练库训练了整整一年的结果。
更何况……他们也没有状态栏可以用。也许以后老东西能够为临床医生们提供更加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但毕竟……他们不是孙立恩。
怎么让这些不是孙立恩的医生，发挥出接近或者说类似孙立恩的作用？张智甫教授的答案很简单——在这些医生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然后慢慢等待着这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
“正确的诊断思维方式”，就是这颗种子。也许对很多轮转到综合诊断中心的医生而言，这只不过是三年规培乃至数十年职业生涯中比较稀罕的一次体验。但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医生，能够通过日常工作和学习，把这颗种子浇灌培育成参天大树的。
“那么，以后的规培方案就不能光给他们提这种思考题。”孙立恩想了想之后说道，“要不然……我回去整理一下，搞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病例出来，做成习题的感觉让他们试试？”
孙立恩想把以前自己体验过的那些训练题拿出来，给新来的规培生做做看。目的也很简单——以前他通过这些病案反复训练掌握了一套还算不错的临床诊断思维方式。那么，这种东西用来给诊断科的规培生们训练思维方式，似乎效果也不会太差。
“那可太好了。”张教授大喜过望，他也有类似的想法。不过张教授手头的病案相对都比较复杂，大部分都是类似计秀英和魏爱华的那种“常年误诊”的病人。光是误诊的记录就得有个二三十页，相关检查加在一起甚至有差不多一百来页。要把这些病案浓缩成简单的“病案分析习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那我回去就开始收拾资料。”为了按照协议给武田制药提供罕见病的报告，孙立恩这边的病例基本都是整理好并且已经完成了数据脱敏的。除了性别和年龄以外，武田制药不可能知道病人的任何个人信息。如果武田方面需要这些患者更进一步的信息——他们还从来没有这么要求过——那么，就必须通过孙立恩和四院，才能和患者取得联系。如果患者本人不愿意，那他们压根不可能得知病人究竟是什么人。
这样脱敏完了的数据还有一个好处——用来作为诊断习题简直不要太方便。孙立恩只需要把之前的“病人自述”以及自己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