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想，决定干脆找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刘堂春告上一状去。老刘同志也是去非洲支援过的医生，他总不至于和科教科的这些人一样，不明白这篇论文的读者定位的重要性吧？
没想到孙立恩刚刚拿起手机，刘堂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而且刚一接通，他就听见了刘堂春调侃的问话，“你小子又干啥了？我怎么听科教科的老师们说，你小子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呢？”
刘堂春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孙立恩顿时火冒三丈，“这帽子太大了，我这小身板可扛不住！”他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经历说了一遍，然后反问道，“刘老师，我这篇文章要写成英文的，那最多就是个SCI灌水文章。花个几千美金的版位费，在不知名的三流小期刊上占个豆腐块大小的地方。写出来了也没人看，最多就是被收录到PUBMED里，在别人搜索相关关键词的时候出现一下——这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写成中文的，这样至少其他准备去非洲的援非医生们能意识到这里还有这种疾病。”
“你首先要意识到，那些人感染的地方很有可能不是非洲，而是美国。”刘堂春平静的支出了孙立恩的一个错误后说道，“不过你这个看法，我是支持的。不一定非要把论文写成英语的，写成中文的怎么了？写成中文的，发表在中文的期刊上，也就等于是写在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上。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去和科教科的人沟通。”说到这里，刘堂春忽然话锋一变，“说起援非医疗的事儿，你觉得……胡春波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