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秋，天下局势风云变幻，大明王朝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关系到王朝的命运。
北方，清太宗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副手，统左翼军，成亲王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安平贝勒杜度辅助，两路征明。岳托从密云北边墙子岭，毁坏长城，破边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则于九月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北京郊区通州会师。崇祯诏令天下兵马勤王，同时命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卢象升，携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京师，以卢象升督天下援兵，赐尚方剑。
西北，洪承畴总督五省军务，崇祯又令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加大对流民军的围剿力度。在官兵的围追堵截下，流民军接连失败，形势严峻：崇祯八年春，李自成兵败梓潼，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同年，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为保存实力，李自成被迫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麻城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等流民军首领，先后投降或就抚。从表面上看，剿寇形势一片大好，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似乎成效显著。可是随着清军两路入寇，京师戒严，卢象升、孙传庭等名将率军勤王，西北官军减少，又给了流民军喘息之机。
崇祯也看到了这种形势，大明的国力不允许两面同时大规模用兵，到底是集中精力剿寇还是全力迎击清军，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虽然勤王兵马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卢象升已经领着天雄军、三镇总兵以及关宁军在京郊驻守，与清军相持，大战一触即发，但崇祯还是难以下定决心，于是传召兵部尚书杨嗣昌商议。
乾清宫内，杨嗣昌侃侃而谈：“……陛下，臣以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崇祯觉得很有道理，点头道：“爱卿言之有理。然鞑子入寇，迫在眉睫，流寇日渐式微，两者一急一缓，又该如何抉择呢？”
杨嗣昌正色道：“陛下不可小觑流寇，眼下虽然局势有所缓和，但其如燎原之火，只要放任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