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大声说：‘我在红庙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党委书记，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县长，公家请个雇工有什么不对？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哪家不请清洁工，哪家不请保姆，哪家不请花匠？哪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我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红庙乡可以不支付，但县里也要支付。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默许红庙乡支付的。有些人不干正事，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你是县委书记，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
我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家的王法啊？”
“狗屁逻辑，你说的强词夺理还轻了，我觉得是蛮横无理。你不知道啊，我当时不停地抽着烟，心情沉重，我觉得干一个县委书记特别窝囊，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处处求人，讨好，和稀泥；处处为别人着想，给别人台阶，给别人面子；处处妥协，拿原则做交易，玩官场游戏。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为县委书记想过？！”
我耐心倾听着，等他慢慢恢复平静后，轻声问：“那后来怎么样，雇工费用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在月光县，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啊。时间一天天过去，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我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处理不了，请他们处理，但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太丢人，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就没有请上面处理，只是消极的等他们‘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然后主动纠正。”
“他们回心转意了吗？他们自我纠正了吗？”
“没有。我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恐怕现在也是这样。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老弟，我算解放了，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
他又一连谈了其它各方面的事情，但都是“负面”的。
我勉强笑了笑，问他：“你没打听过调你回来的原因吗？”
“打听过，月光县里一些人总是向省里、市里告状，说我喜欢搞封建县太爷那一套，让老百姓给自己磕头，破坏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形象，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说我无事生非，小题大做，影响了县党政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说我搞一言堂，唯我独尊，压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