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潘越家的第二天，就发生了贝晓英刺杀老公的事件。于是夫妻两人一个进了医院，一个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呆了几天后，精神病专家拿出了贝晓英的精神分裂症报告，她随后被自己的大哥送到了精神病院。
在病床上躺着的潘昱民和疲与处理妹妹麻烦的潘越舅舅在财产上很快达成了共识，两人进行了公证，所有财产五五分，协议离婚。
潘越的母亲住进精神病院后，她名下的财产就到了她的监护人——潘越的大舅名下。
房子虽然由潘越的舅舅管理，但是房子里的东西当父亲的潘昱民没打算放弃。潘昱民出院之后，找了一家搬家公司，把家里的和潘越有关的一切都搬走了，最后他找到孟冬，问他索要儿子的日记。
好友的父亲要日记，于情于理都应该归还，再加上孟冬的父母出于私心，不希望儿子保留早逝同学的遗物徒增伤悲——所以，孟冬不得不归还了全部的日记。
“我亲眼见到了搬家公司的车，”孟冬目光怅然，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下午，“斯人已逝的感觉从未那么强烈。”
李泽文问：“潘越的父亲怎么知道日记在你这里？”
“贝阿姨住进医院后，潘叔叔清理潘越遗物时没发现日记，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知情，我也不能瞒着他，就实话实说在我这里，他要求我还给他。”
这个理由还算说得过去，李泽文问：“他把全部日记都拿走了？有多少本？”
“十余本的样子。潘越从小学开始写日记，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差不多一年一本，后到后来升入初中后，一学期写一本日记。”
“他每天都写日记？”
“也未必，但每两三天肯定会写一篇。”
“难得，”李泽文说，“所有人都知道坚持写日记的好处，但能坚持下来，数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写日记的，不足百分之一。”
他的这句赞叹是由衷的，孟冬也能听出来这位教授先生的态度，附和道：“是的。他对写作确实很有热情。”
李泽文缓缓喝了一口茶，“那他用来摘抄的写作素材的笔记本你也还给了他父亲吗？他应该是有这样的笔记本的。”
“没错，他的确有这样的笔记本，不光摘抄好词佳句，有时候他有了写作灵感也会记录在那个笔记本上，他把那个笔记本叫做素材本，”孟冬的确对潘越知至甚深，“但我一直没有拿到他的素材本。”
“有些可惜了。这个笔记本也很珍贵，价值也不低于日记本。”李泽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