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5%。1956年máo主席感觉到这种工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就提出‘农轻重’的发展战略。但直到1979～1981年的结构调整，才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服务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次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直到‘九五’计划提出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前提是要转变体制，‘九五’计划的目标建议就是实现两个体制转变。但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许多制度性改变没有实现，缺点就是着重于改变结果（增长方式），而没有改变原因（工业化道路），因而保留了很多旧体制的遗留问题，改革效果不明显。
旧体制遗产在以下几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刚才我已经说过一些：第一是政fǔ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依然较大；第二是gdp增长仍是考核干部的主要标准；第三是现行财税体制仍以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在中央和地方实现分权和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促使地方都搞产值大、收入多的产业。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必然导致各级政fǔ官员走老式工业化道路。
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实际执行中有两个问题发生了变化。一是市场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主体的基础性作用有所弱化；二是结构调整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调整。”
这个时候，萧宁忽然chā了一句嘴：“爸，小宸，我说一句。其实我老觉得，把经济发展战略提到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适就是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使得我们经常希望有一部分人的认识变成支配整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政策，这样就得给政fǔ相当的权力，所以政fǔ部门其实最喜欢用‘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不论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优先发展什么，只要到了政fǔ那里，往往会扭曲为最能显示其业绩的东西，原因是不能真正给政fǔ设立一个好的jī励机制。政fǔ的政策一定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而且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歧视，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和**现象，所以我一直觉得靠政fǔ来发展这些新兴产业是不太可能的。市场的优点在于不会让每个人犯同样的错误，而我们现在是希望那些不会犯错误的人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告诉我们资源应该如何配置，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一些人的错误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错误。”
萧正笑道：“我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当年在前苏联发展了重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