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捐庙的费用，然后就离开寺庙。在路上，彭玲告诉我们，她从小就害怕巨大的声响，尤其鞭炮，小时候家里过年有人放鞭，她都会吓得大哭不止，后来父母就捂住她耳朵。长大后在外地，过年那几天是她的噩梦，不但看到放鞭就得捂耳朵，还要防止那种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只要听到，就会吓得瘫在地上起不来。
“这就对了嘛，”黄诚信说，“那就是你从小留下的病根啦！”
回到曼谷之后，为了试验，我和彭玲半夜走出去，在外面转了两个多小时，还专门挑选偏僻的地方溜达。彭玲欣喜异常，对我说她感觉浑身有气，好像还有热气往外冒，说不出的轻松。看着她又笑又哭的模样，我也很高兴，五万泰铢只是一万块钱人民币，去掉京鄂泰三地来回折腾的路费，彭玲还能剩七八千块钱，这趟施法的花费真不算多。
将剩余的钱全数归还给彭玲，她非要给我和高雄当酬谢不可。我有些犹豫，但高雄坚定地说不要，最后彭玲给我两万五泰铢当成辛苦费，高雄这才让我收下。把她安顿在旅馆睡下，我请高雄和黄诚信去KTV唱歌。这两人又开始斗起歌来，但高雄唱的都是轻快的歌，而黄诚信专挑比较悲伤的歌来唱，看来，这充分代表两人最近的心情，俗话说“男愁唱，女愁哭”，这话一点没错。
趁高雄唱累了回来喝酒，我忍不住又问他，为什么对彭玲这么好，肯定不是男女那种关系，但必定有原因。高雄可能是心情好外加微醉，说：“小彭姑娘的境遇跟我妹妹差不多，所以很可怜她。”我连忙问你妹妹怎么回事，他却摆手说不提，继续喝酒。我知道高雄这人最不喜欢谈感情方面的事，也就不再追问，总觉得今后早晚有机会了解。
“你陪她回湖北，”高雄说，“一定要找出当年事发的根源。”
我表示很难：“老哥啊，这真是太难了，如果那个吓唬彭玲的孩子也不过四五岁，现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怎么找？二十多年前的农村可没监控。”高雄白了我一眼，说还没去怎么就给否定，得先努力再说。我点点头，心想换成是我也不甘心，这二十多年过得如此痛苦，可以说完全改变了生活轨迹，必须追究。
听到我要带她回去追根究底，彭玲连连摇头：“不要了，我现在很开心，能认识你和高大哥就好，小时候都是无心之举，以前的事不想再追究。”我说不行，就算是无心的，也要知道此事是因谁而起，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在我的坚持下，彭玲只好跟我再次返回湖北大冶，到家后说清情况，她父母高兴极了，就像过年一样，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