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数艺，也非仅以善画名世。如赵岐官至太常卿，多才艺。刘褒官至蜀郡太守。蔡邕建宁中为郎中，工书画，善鼓琴，亦为文学家。张衡更是累拜侍中，“高才过人，性巧，明天象，善画”，大家所熟悉的，更是他的天文和地理成就。
正是这些社会地位及文化素养皆相对较高的士人画的出现，方才提升了绘画的品格。
到了魏晋六朝，士人画家终于成为绘画的主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绘画正式作为一门人类杰出的艺术成就，和音乐，书法、文学一样，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出现了专业的画论、画史，各种大家更是层出不穷。
而绘画的功用，也在这时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之前的绘画，更多是知识内容，例如“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或者历史记录，“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
或者鉴诫功能，“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
这个时候，山水画逐渐兴起，绘画的审美价值开始受到瞩目。南朝宋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畅神”之说：“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这是开始单独强调绘画给人带来的精神享受。
王微在《叙画》中也有一段着名的表述：“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画之情也。”
这是开始将绘画提升到与书法、礼器相同的地位，认为其有精神传接的功用。
所以陈衡恪说：“六朝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或为建筑之装饰，艺术尚未脱束缚。迨至六朝，则美术具独立之精神，审美之风尚因以兴起，渐见自由艺术之萌芽，其技能顿进。”
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里，几位佼佼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精神，这几种精神，也成为了后世中国画所遵从的最底层逻辑和基础原则，构成了东方特有的审美和艺术的哲学体系。
顾恺之提出了传神论，要求“以形守神、迁想妙得”，主张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画家艺术构思过程中的想象活动，把主观情思“迁入”客观对象之中，取得艺术感受。“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