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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5年的时候BP机市场开始变的饱和，利润明显下来了，芯片原先是30多元的利润降到了十几块，赵勇刚的策略是低价倾销挤占市场，他和秦盛荣、麦道雄联合起来共担成本，不断压低市场价格，到了1996年的时候还仅有5元一片的利润。
这时候手机市场开始兴起，每部手机能有三四百元的利润，麦道雄的年岁也高了，有意转让工厂，赵勇刚和秦盛荣想吃下麦道雄的工厂组装手机。
他们开始谈判，断断续续谈了一整年，双方都知道几年积累下来的资金都铺在仓库里的库存BP机芯片上，为了压价占领市场，所有的资金都被耗在了库存上，同行并不是那么容易清理出去的，市场上库存越来越大。形势变成了麦道雄急于抽身，而赵勇刚却拿不出钱来。
到了1997年夏季，秦盛荣不知道找的什么关系，居然从银行弄了一笔贷款，“兄弟，路子野的很啊！”赵勇刚看到了贷款批复，对这个同龄人佩服的五体投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工厂的产权证抵押的，我是打了时间差，先把钱套出来，交易完了再把抵押权证送进去。”
这样他们急匆匆选定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和麦道雄签定了合同，麦道雄久经商场，找了好几个托来竞价，赵勇刚没办法只好先付了一半款项，得了钱后麦道雄却人间蒸发了。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先是泰铢贬值，接着东南亚资产价格全线下跌，麦道雄似乎早就闻到了市场风声，用一堆烂资产骗走了赵勇刚和秦盛荣所有的现金。
正在康庄大道上大步前进的两个年轻人一夜间破产了，变卖了所有资产还贷后，赵勇刚已经身无分文，他想起了老师刘卫平的话，尽管没有死在投机市场里，却在实业上翻了船，他对深圳一下子陌生起来，自己又回到了五年前一样赤贫如洗。
他想离开这个城市，他要回到上海，深圳太凶险了，而秦盛荣却不服输，他要在留在深圳东山再起。
赵勇刚回到交大的时候，刘卫平还呆在实验室里，暑假了，他哪里也没有去，还在准备写他的专著，要评上教授，不出版一两部有份量的书是不行的。
“刘老师您好”，看着赵勇刚腰带上别着的摩托罗拉手机，刘卫平意识到他的学生已不是吴下阿蒙了，“是小赵，应该叫你赵总了吧，这么多年也不回来看看。”刘卫平将赵勇刚让进了实验室，“老师，您还是整天忙研究啊，外面世界都变了，人人忙发财，我请您吃饭吧，我们边吃边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