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同治二十年（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
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容闳是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是伟大的爱国者。
他自幼至青少年时代，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后留学于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
为了使“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了祖国。
他首倡、策划、促成和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的派遣，积极从事社会改革活动，向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多次建言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主张，竭力倡导发展民族经济、教育事业和实业，提出了发展中国近代铁路、水运、矿业、商业、建立国家银行的美好蓝图，后来又投身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晚年又支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的一生顺乎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为西学东渐、富强国家而不懈奋斗，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容闳做你的副手，享受外交副大臣待遇。”萌总裁拍板道。
李鸿章大喜，这样一来，李鸿章的外交工作就更加有信心了。
在清代的对外交涉中，秘鲁是拉美地区第一个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秘外交关系的建立与清末秘鲁华工问题的交涉有直接关系。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欧美等国开发拉美的需要及黑人奴隶制度的废除，华工通过澳门被大量输入拉美地区。
从1849-1874年间，“人数在八万到十万之间的谦卑的华工踏上了皮萨罗的国土的海岸”。
这些侥幸通过“海上浮动地狱”的华工为秘鲁经济大开发做出重要贡献，却遭受着最非人的待遇。
他们除了少数在沿海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从事劳动外，多数被派到沿海岛屿从事最具有危害性的工作———挖鸟粪。
当时秘鲁“城市的低等阶层中间占据压倒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