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要求，建立山西和交通两间银行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崇祯提出黄金法案，对扬州盐商下手的时候，三大银行及他们背后的股东们，都坚定的站在了皇帝这一边，而不是如以往一样为商人们摇旗呐喊。
这也是为什么当朝廷侦办张家口通敌案时，山西商人宁可抛出那些替罪羊，接受皇帝的处罚，也不愿意同朝廷决裂。
因为到了崇祯二年末，大明的商人们大部分都认为，皇帝所主导的这场改革，正在让他们的地位稳步上升，而他们的财产也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虽然这场改革使得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官商失去了对盐、铁、军需等生意的垄断，但是却为大多数商人放开了贸易限制。而此前大商人利用会馆、行会制度控制中小商贾的封建依附关系，也正在逐步去除。
这种商业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使得原本以地域和行业连接在一起的商人松散联合体出现了分裂，想要打破旧有商业规则的商人们，自然就成了改革的支持者。
而汪逢元、常万春、胡广元等直接同皇帝接触的商人们，则把目标定得更高了些，那就是追求自己，不，应该说是追求他们所领导下的银行的政治地位。
他们希望银行可以成为户部下属的一个半官方机构，而不再是一个寻常的商号。如果说他们创建银行时，不过是为了响应皇帝的号召以赢得皇帝的信任，从而获得皇权的保护。
那么两年过去之后，这些沉浸于商海多年的商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所创建的这个银行并不是一个单纯向皇帝报效钱财的玩意，而是一个不断吞噬金钱，也能不断创造更多金钱的摇钱树。
如果能够让银行在他们手中传承下去，是足以让他们的后代吃上数代乃至数十代的百世基业。正因为看到了银行业的光明前景，因此包括汪逢元在内的银行股东们，都希望银行能够发展成一个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权力掠夺的强大机构。
还有什么比一个被朝廷需求却又独立于朝廷之外的机构，更能保护他们这些人的财产不受到权力所威胁呢。
汪逢元、常万春、胡广元这些最先醒悟过来的商人们，选择了支持皇帝推动的这场改革，而他们的付出也终于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回报。
崇祯愿意以投资回报的形式给予他们战争红利，他们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远比崇祯讲述给予他们战争红利的内容时更为开心不已，因为这是一种新规则建立的开始。
而朱由检并没有注意到三人复杂的心理变化，他一边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