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而且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1)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会政策，如“青苗”、“免役”、“和买”、“市易”等；(3)国防政策，如“保甲”、“保马”、“置将”、“军器监”等。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思想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尽然。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并且知道人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欲因此而树敌过多。(2)王氏的新政几乎都是长远计划，对于当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决方案。宋朝的大病为贫与弱，而问题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兵与冗官，他的新政对此可谓文不对题。反而言之，为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机构和人员，而为了立边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风非常特别，大致说来，他对于旧的东西几乎完全不动(这可能是害怕反对)，但同时又增设许多新东西。此种叠床架屋的办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则，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极差。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勉强推行了17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绝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后人对其失败的原因其实不必花费太多笔墨去加以检讨。在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法即令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对于宋朝的弱势也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补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时已经很严重，要想治疗必须动手术或注射特效药，而王安石所开的药方只是一些温补剂，好像维生素等，这种药固然有益于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论事，宋朝的两次变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已故当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受到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的战略选择又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学思想，但却未能选择适当的战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