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玉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
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jiao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或者“和谈派”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日派和国粹派
他不仅到处表演讲声援爱国学生，大声疾呼起来抗战，而且不辞劳苦亲自*问前线军队，号召人民救国救亡收复失地，要不是军权仍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战早几年就打响了。许多学者指出，汪精卫这种看似反常的积极表现并不能表明他的亲日立场有所转变，恰恰相反，抗战只是党争手段，一旦大权在握，谁能保证这个包藏祸心的国民党魁不会把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统统出卖给日本人呢？
幸好这天日本飞机没有动大规模空袭，只有一架侦察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直到中国战斗机起飞它才赶快飞走。但是汪精卫并没有急着赶去开会，他索性来到江边上悠闲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又重新登车出。
等到汪精卫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军事大本营，有关国防议题的会议已经结束，与会政fu大员、各部委员和高参正在陆续离开会场。人们纷纷给尊敬的汪副总裁让路，脱帽致敬，因为这位元老级的国民党领袖不仅身份显赫位高权重，而且还是当今党内惟一能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巨头。
汪精卫气宇轩昂从容不迫，他当然是有意来晚的，会议内容他事先已经知晓，是通过有关土地改革、征兵和惩处汉jian几个文件。头天军委会电话还特意强调说，委员长将亲自会晤汪议长，恳请汪议长务必拨冗按时出席。
汪精卫不由得冷冷一笑。